刘泉:田仲济与《青年文化》杂志

《青年文化》的主要栏目先后有"论文"、"国际大事述评"、"诗选"、"小说作法漫谈"、"戏剧与小说"、"科学丛谈"、"散文杂感"、"小说"、"诗歌"、"随笔"、"文化情报"、"短论"、"珍闻一束"、"书评"、"青年园地"、"杂文"、"独幕剧"、"特载"等。撰稿人有李广田、卞之琳、沉樱、臧克家、梁宗岱、李守章、吴伯箫、田仲济、宋绂斋、宋宝琛等。

1933年，时任掖县山东省立第九中学教师的田仲济、路雨亭、宋绂斋、王卓青、秦道清等时相过从，相约为文友。他们后来虽然各有不同的发展，但当时却大都热衷于纵谈时局，心忧天下，渴望以微薄之力，做些唤醒世道人心的匡世义举。田仲济此前曾经主办过《青岛时报》的副刊《野光》、《青岛民报》的副刊《处女地》，不但有办刊、编辑的经验，而且在新闻出版界广结文缘，人脉畅通。经他提议，一众青年教师竞相呼应，在山东半岛的这所中学里成立起人数不少的"青年文化社"。大家都想把这个社团及其刊物办成发表议论、呼吁爱国的战地。酝酿期间，为了让刊物顺利问世，他们还募集股份，筹得经费数百元后，在济南芙蓉街南头租下一间门头房，开设了"青年商行"与"体育用品社"。门头房后的另一间小屋，就成为"青年文化社"的办公室。《青年文化》是山东第一份由中学教师集体创办的文学刊物。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创办的文学期刊中，像这样经过周密筹备然后隆重推出的刊物是不多的。

田仲济在《我们的主张》一文中提出了自己鲜明的文学主张:"我们认为我们中国现在还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民众都处在帝国主义和残余封建势力的两重压之下。要求民族解放，必先解除这两重压迫，一方面要打倒帝国主义，一方面要铲除封建势力，所以我们主张树立的文化是反帝反封建的大众文化。""学生救亡运动的兴起，是民族解放运动的序幕，是大众奋起救亡图存的先导。全国大众当一致起来，自动地建立起坚固的民族的阵线，我们的手要握住所有的友人，我们的枪要对准我们的敌人……"文章中特别强调:"'先安内再攘外'是葬送国家民族的错误的路子。"

因为《青年文化》能够及时发表反映青年心声的作品，很快得到山东特别是济南的文学青年的拥戴，社员从数十人迅速发展到数百人，稿件质量也在不断提升。《青年文化》第3卷第1期为该刊的"革新号"，宣称已经邀请梁宗岱、李守章、吴伯箫、李广田、卞之琳、沉樱、臧克家等各地著名作家为特约撰稿人。其代销书店也进一步扩大至当时北平的"文化批判社"与"朔风书店"。《青年文化》迅速成为北方进步文化的重要基地。

《青年文化》的蓬勃发展引发了反动当局的嫉恨。虽然在创办之先他们就预防着当局的种种卑劣手段，编辑地点比较隐秘，但还是招来了特务组织的骚扰及恫吓。特务们公开在书店门前寻衅滋事，扬言要砸掉书社的招牌。田仲济与宋绂斋等人感到书社发展面临危险，于是决定迁址。田仲济借暑假先到上海联络，他找到友人李竹如，而李竹如当时正在上海主办《文化报》。李竹如赞成田仲济的意见，并且代为联系了"华联书店"作为总经售的机构。经过调整安排，《青年文化》刊物还是在山东编辑，由"青年文化社"派往上海的蔡岱峰在上海负责刊物具体的印制、发售业务。此间，还得到《东方文艺》的编辑侯枫的支持。刊物也从第4卷起改为半月刊，第4卷第4期起就完全由"华联书店"经营("华联书店"的经理人费慎祥，是在鲁迅支持下从事出版事业的有志青年)。一份创刊于山东的地方刊物，华丽转身，变为风行于文化中心上海的文学阵地。

《青年文化》除在济南率先发出"抗日救国"的怒吼外，还有两件值得写入史册的大事。

一是开辟了反击封建复古潮流的新阵地。1934年，汪懋祖在南京《时代公论》第3卷第6号发表《禁习文言与强令读经》，随即江亢虎等随声附和，掀起了一场不大不小的以"读经"、"存文"(指文言文)为旗帜的所谓"文化复古"运动。当时的北平则组织了"存文会"，竭力主张保存文言。广东军阀陈济棠、湖南军阀何健等也遥相呼应。鲁迅等左翼力量适时地发动了反击。于是文坛上一时掀起了一场"复古"与"反复古"的论战。论战的规模仅次于"五四"时期的讨论。《青年文化》敏锐地感受到这场论争的意义，在第2卷第1期发表了田仲济的《存文与读经》《存文会与简笔字》《反"存文会"宣言》，旗帜鲜明地站在推进历史进步的阵营。《青年文化》第2卷第2期还组织了"反'存文读经'特辑"。第2卷第3期刊登了《扫除文盲与拼音字》《关于推行手头字》，第4期刊登了《中国文字之起源》，第3卷第1期刊登了《关于新文字》《怎样推进拉丁化运动》等。1936年第4卷第2期刊载了蔡元培、鲁迅、郭沫若等近七百人签名的《我们对于推行新文字的意见》，田仲济也是签名者之一。

刊物编者在《发刊一周年》(载《青年文化》第3卷第1期)中曾不无自豪地总结，在《青年文化》一年的生命中，虽正是我们文化界风雨飘摇的时节，但在风雨飘摇中却不是没有事情足以称述的，第一是汉字拉丁化的理论近于普遍的实行，第二是由大众语所引起的存文读经问题;对这两个问题我们都予它们以严切的注意，并都提出了我们的主张。

二是据已知史料和相关研究，鲁迅的《关于新文字--答问》是在《青年文化》上与读者见面的。《鲁迅全集》第6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66页这样注释:"本篇曾发表于1935年9月10日山东济南《青年文化》第二卷第五期，同时编入1935年9月上海天马书局出版的《门外文谈》一书。"这一注释的内容基本正确，但稍有瑕疵。发表在《青年文化》上的鲁迅该文文本，其实是由一位署名为"IL"的作者从倡导拉丁化新文字的《拥护新文字六日报》上"翻译"的，并非鲁迅自行投稿或者《青年文化》编辑的约稿。此外，还应指出，这里的"天马书局"似为"天马书店"之误。《拥护新文字六日报》现在已经很难查到原报，"IL"的真实身份也无从考察。但《青年文化》上刊载的文本与《鲁迅全集》收录的文本，仅有极小的差异，也可以证明这是一篇负责任的译文，或者有可能当时经过鲁迅先生的审阅、认可。

《关于新文字--答问》是鲁迅关于中国语言文字发展前途的一篇重要文献，在《青年文化》刊发，也就从一个特定角度证明该刊在学术文化界的影响。

1936年冬，《青年文化》与《中流》《文学界》等重要进步刊物被国民党反动当局查封。《青年文化》从济南到上海，还是没有逃过被查封的厄运。但这也从一个特定的角度，彰显了《青年文化》作为进步刊物的品质与内涵。

主编《青年文化》是田仲济生涯里一曲可圈可点的华彩乐章，也是他后来在重庆参与"东方文艺丛书"、《微波》月刊、"现代文艺丛书"等重大编辑事务的一次成功的预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