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春生｜野菜情深

在有些人眼中，野菜是不值一提、不屑一顾的野物。然而，对于我和家人来说，野菜却是“灾荒年”时期，度荒救命的“宝物”。

上世纪五十年代，父母养育着我们兄弟姊妹七个孩子，只有父亲一人工作。

整风反右期间，父亲响应为党“洗脸”的号召，写出了一张“反官僚主义”的大字报，被单位打成右派。呈报地委审批时，尽管已作出“有右派倾向，尚构不成右派分子”的结论，可单位领导仍以“不适应本职工作”为由，强行令其退职。

父亲被迫退职后，家中唯一的收入来源没有了。在城市里生活，没有收入来源，这日子可咋过?

危难之际，在北京工作的姑姑、成都部队的叔叔，向我们伸出了无私援手：他俩每人每月给家里寄十元钱。

十元钱，现在看算不上什么大钱，在当时那可是全家人的“救命钱”。

每当收到这“救命钱”，母亲便领着我们到粮店，先买出全家人的供应粮，其它吃穿花销，全靠母亲设法打理。

仅凭着二十元钱，九口之家要生活一个月，买出供应粮已所剩无几，哪有钱买蔬菜吃。

好在俺家就住在北城墙根下，翻过城墙就是野坡。野坡里生长着各种各样的野菜，没钱买蔬菜，我们就拔野菜吃。

春天来了，野坡中各种野菜先后长出来了。荠菜，乃春天第一鲜，凉拌、蒸煮均可。马齿苋、苦菜、灰菜、扫帚菜等,形状各异，吃法多样。每天清晨，兄弟姊妹迎着朝阳，爬过城墙，穿行在广袤的田野，选拔各种野菜。露水打湿了鞋子、裤脚，刺草划破了手臂、小腿，我们全然不顾。渐渐地，野菜装满了篮子、袋子，兄弟姐妹唱着儿歌回家转。我们上学去了，母亲将野菜分门别类，精挑细选，现吃的，留出来；储存的，挂绳上晾晒；剩余的，喂鸡、喂鸭、喂兔子。

灾荒年，家家缺吃的，人人饿肚子，柳树叶榆树皮，都成了人们裹腹充饥的好东西，街坊邻居时常有人被饿死。

这天下午，已好几天没吃东西的我，饿的躺在炕上，昏沉无力，奄奄一息，我切身感受到死亡的威胁。唉！难道就这样被饿死？我才是一个刚满十岁的孩子呀！

“不能死，到野坡里找吃的。”

死亡的恐惧、求生的欲望促使着我，双手抓住炕沿，晕晕乎乎地下了炕，双手扶墙，一步一挪地走出了屋子。

走几步，歇一歇，好歹爬上城墙，淌过月河。眼前是一片茄地，眼望着茄棵上长着的那些茄子，我欣喜若狂，不顾一切钻进地里，顺手摘下一个半青半紫的大茄子，狼吞虎咽地啃吃了起来，淡绿色的茄汁飞溅，涩得拉不动舌头。

吃过茄子，我坐在月河边，从杂草中挖出一条茅根。茅根那细长白嫩的根茎，在泥土中蜿蜒穿行，隔不远根茎周圈又长出无数细小的分根,深扎于土中。我用力将茅根一节一节地拽出，捋净上面的泥土，放进嘴里慢慢咀嚼。啊！茅根真好吃，嚼在口中丝丝沁甜，淡淡清香。

吃过茄子，嚼完茅根，身上似乎有了点力气。我立起身，在荒草中选拔了一些马齿苋、扫帚菜、银杏菜，回到家放进锅里煮熟。虽说缺油少盐没啥滋味，可就是这没啥滋味的野菜，却挽救了我奄奄一息的生命。

灾荒年，家里吃饭是分着吃的。每到饭时，兄弟姊妹端着碗，围坐在娘的周围，期盼着分点吃的。无论做什么饭，母亲总是不偏不倚，一人一份。虽说吃不饱，时常饿肚子，可我们都理解母亲。不是她不想让我们吃饱，而是粮食不够吃。母亲这样做，是为了她生养的七个孩子都能活下去。

晚上睡觉，全家人挤在一盘土炕上，我和大强弟同睡一个被窝。吹灯了，睡觉了，黑暗中大强弟将一块菜窝窝塞到我手中，低声说：“二哥，你肯定饿了，就剩下这么一点点，吃了吧。”

手握着这半块菜窝窝，我感动得不知说啥好。兄弟姊妹中，大强弟最会过日子。吃饭时分到那么点吃的，他从舍不得一次吃完，总是留下那么一点点，到了饿得实在撑不下去时再拿出来吃。其实，大强弟仅仅比我小一岁，我饿，他同样也饿呀。俗话说，难时帮一口，胜过富时帮一斗。虽然现在日子过好了，吃不愁，穿不愁，天天像过年。可每当想起灾荒年时期，大强弟给我的那半块菜窝窝，依然感动得泪流不止。

寒冬腊月，北风呼啸，家里再也找不出一点吃的。万般无奈，我和大强弟扛起铁掀、锄头，顶着刺骨的寒风，来到空旷的田野。这时节，地里的庄稼都收完了，走出老远也找不到可吃的东西，最后来到一片地瓜地。明知道地瓜已收完，可俺俩仍然用铁锨翻，锄头刨，期盼着通过深翻能找到点遗漏的地瓜根巴。工夫不负有心人。干到中午时分，总算从硬邦邦的冻土中，翻找出了几块残缺的地瓜根巴。中午好歹有点吃头了。正欲回返，一个五大三粗的中年男人突然来到俺俩跟前，自称这块地是他家的，要强行没收我们挖到的地瓜根巴。

忍冻挨饿，锨翻锄刨，好不容易挖到这么点吃的，岂能给你！我俩遂与其争辩：“你说这地是你家的，有什么证据？再说，这地即便是你家的，地瓜早已收完，我们翻土复收，有啥过错？”

那人欺负俺俩年小体弱，上来就要抢弟弟手中的面袋。弟弟见势不妙，撒腿就跑。那人紧跟其后，穷追不舍。跑出老远，一条小河突然挡住了去路。眼看要被追上，被逼无奈的弟弟嗖地一下，跳进了冰冷的河水中。桥上过路行人见状，大声斥责那男人：“这么冷的天，把孩子逼到河里，为了几块地瓜巴子，你还真想要了孩子的命？”在路人的斥责下，中年男人悻悻离去。

灾荒年时期我读小学。这天早上我空着肚子去上学，上第三节课时，饿得头晕目眩，虚汗直冒。这时，我忽然看到窗外有一道熟悉的身影在晃动。“哎，好像是姐姐！”下课后，我赶紧走出教室，姐姐迎上来，将一个手绢包着的地瓜面菜窝窝塞到我手中，爱怜地说：“春生，早上一点东西没吃，姐姐知道你饿了。趁着下课，快把这菜窝窝吃了吧。”嘴里咀嚼着菜窝窝，心中感恩有个好姐姐。

八月的一天上午，家里没一点吃的。姐姐跟我说：“春生，与其饿着等死，不如我和你去坡里拔野菜卖。卖了钱，姐姐给你买好吃的。”

盛夏酷暑，骄阳似火。我和姐姐顶着日头，穿行在田间、野坡。为了好卖，我俩专拔那些鲜嫩的、人们爱吃的银杏菜、马齿苋。太阳晒红了脸蛋，汗水湿透了衣裳。接近中午，我和姐姐一人扛着一面袋野菜，走街串巷，来到南门柳树行子集市，一边擦抹汗水，一边解开面袋，翻露出鲜嫩的野菜。为了招徕顾客，旁边的摊主在起劲地吆喝着。在学校我虽是朗诵高手，可待到叫卖时，却羞怯得怎么也张不开口。姐弟默默站在树下，等候着买主。忽然，我看到两个女同学从远处向这边走来。“哎呀，不好！要是同学看到我在这里卖野菜，多丢人！”女同学越走越近，情急之下，我匆忙起身躲到远处。看同学走过去以后，又悄悄地返了回来。姐姐看到我羞愧不安的模样，安慰我说：“春生，现在是灾荒年，家里没吃的，咱拔野菜卖，不丢人！”

盛夏的天，说变就变。刚才还是骄阳似火，突然间就乌云密布，接着又下起了瓢泼大雨。我和姐姐蜷缩在柳树下，淋得像个落汤鸡。夏天的雨，来得急，走得也快。一阵急雨过后，天遂放晴。太阳渐渐落山了，一天没吃东西的我，衣服贴在身上湿漉漉的，肚子饿得咕咕叫。“唉，咱拔的野菜啥时才能卖出去呀？”就在我灰心焦急之时，一位老大娘来到跟前，一边翻看野菜，一边问:“小姑娘，这野菜咋卖？”

等到现在，好歹盼来了买主，姐姐赶紧凑上去，说：“大娘，这野菜是俺和弟弟上午拔的，既鲜又嫩。俺没卖过，也不知道要多少钱。你看着给吧，两袋都要了，一块钱，行吗？”

“你姐弟俩够可怜的，两袋我都要了。”

一块钱，在有钱人眼中，是多么的微不足道。可对于我来说，却是有生以来，凭着自己的劳动，挣来的第一块钱。

姐姐拿着这一块钱，高兴地拉着我的手，来到一瓜摊前，五毛钱买了两个黑皮大面瓜。饿了一天的我，手捧着大面瓜，大口大口地吃在嘴里，那个香、甜、面，好吃还充饥。

灾荒年终于熬过去，可母亲却病倒了。1963年冬，母亲查出贲门癌，虽然到北京大医院动了手术，可发现太晚，瘤体太大，未能切除。转年初夏，母亲永远地离开了我们。时年三十八岁的父亲，一个人拉巴着七个未成年的孩子，食不果腹，度日如年。

面对这荆棘塞途、枯鱼涸辙的境遇，全家人手挽手，肩并肩，挺直腰杆，砥砺前行。白天，大人上班，孩子上学。到了晚上，全家人围坐在小桌前，糊信封、缝草篮里子、剔石棉绳……哥哥还领着我和弟弟，从城墙上撅土，到湾里挑水，和泥、脱坯，晾干后卖钱。学校放假，我到工地当小工，大强弟骑着自行车，走街串巷卖冰棍，大妹妹十三岁进工厂，小弟弟八岁学会了做饭、蒸馍馍。

熬过漫漫寒冬，迎来烂漫春天。如今兄弟姊妹都长大成人。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春风，家家过上了好日子。日子过好了，兄弟姊妹患难与共的经历没有忘记，吃野菜结下的情谊牢记心间，勤俭持家、互帮互助的良好家风继续传承和发扬。

上世纪八十年代，旧城改造，俺家老宅子拆迁，补偿了三套住房。现如今人们都知道房子值钱。有些家庭，为了争夺房产，成员间打破头，撕破脸，甚至打上法庭。俺家却不是这样，在补偿的房产面前，无人争抢，更无吵闹。当时父亲在世，自然留住一套。姐姐的儿子结婚，她分得一套。大强弟所在工厂效益不好，住房相对窄巴，他亦分得一套。

父亲过世后，兄弟姊妹不忘姑、叔扶助之恩，一致意见将父亲居住的房屋交由姑、叔处理。叔叔回老家途经北京，顺便捎来姑姑的“手谕”。姑姑念我孝顺，自愿将她应得的一半房屋惠赠予我。看过“手谕”，我当即表示：“姑姑的心意我领受，可她应得的房屋，我一个平米也不要。”

利益面前，兄弟姊妹不争不抢，互敬互让；遇有困难，齐心协力，互帮互助。1988年8月，姐姐来齐鲁医院看病，诊断患脑垂体瘤，急需住院动手术。我和妻子跑前忙后，兄弟姊妹也从老家赶了过来。

手术头天晚上，我来到主刀朱大夫家，向其哭诉：“我十五岁没了母亲，下面还有两弟、两妹，是姐姐含辛茹苦把我们抚养长大，我们不能没有姐姐。恳求大夫无论如何救救她……”

听完我的哭诉，朱大夫眼含热泪，动情地说：“我从医这么多年，动过这么多手术，从未遇到过你们姐弟感情这么深的。放心吧，我和我的团队一定尽全力做好你姐姐的手术。”

从朱大夫家里出来，我来到病房，突然看到被剃光了头的姐姐，悲痛万分，心如刀割。想哭，却不能哭，那样会增加姐姐的心理负担。

姐姐望着我，泪水像断了线的珍珠不住地流淌。她忧心忡忡地对我说：“春生，你姐姐明天就要动手术，开颅手术，能不能下得了手术台，很难说。我已做好了最坏的打算，万一下不了手术台，你可要帮着姐夫照顾好我那两个孩子。”

我强忍悲痛，竭力宽慰她：“姐姐，我刚从朱大夫家里过来，他让我转告你，一定放宽心，睡好觉。明天他们尽全力做好你的手术。灾荒年那么难的日子都过来了，还怕这么个手术？再说，现在的医疗技术发达，朱大夫水平又高，明天你的手术一定能成功。”

离开病房，告别姐姐，一迈出病房楼的大门，我便忍俊不禁痛哭了起来。路过院中小径，走进径旁花园，仰望明月，我对天祈祷：“祈求老天保佑，明天姐姐手术成功！”

苍天不负有心人。在朱大夫团队共同努力下，姐姐手术顺利成功。兄弟姊妹轮流陪护，细心照顾。我和妻子精心为姐姐调理饮食，悉心照顾家人。在医护人员的精心治疗和兄弟姊妹的陪护下，姐姐痊愈出院。

时光荏苒，日月如梭。转瞬间三十余年过去，每当姐弟相逢，我望着姐姐那红润的脸庞，总打趣说：“姐姐虽是奔八之人，可越活越年轻。瞧你这精气神，比弟弟妹妹还好哇！”

每当这时，姐姐总是满脸笑容，幸福自豪地说：“姐姐能有今天，多亏有你这个好弟弟！”

前些日，姐姐因病住院，耄耋之年的哥哥得知后，多次打电话询问病情。尽管疫情防控紧张，仍然想方设法，让女儿陪同，到病房看望妹妹，并带去了她最爱吃的荠菜水饺。

山川大漠，江河湖畔，野菜无处不生，顽强生长。

“惟荠天所赐，青青被陵冈。”野菜乃上天赏赐的天然良物，自古深受人们的赞美与喜爱。我对野菜有着特殊的感情，它曾挽救过我的生命，特困时期，为我们这个穷苦的家庭带来信心和希望。

吃野菜长大的兄弟姊妹，情深似海，恩如山高。

于春生，笔名崖柏。原山东省口岸办主任。山东省作家协会会员，山东省散文学会会员。中国西部散文学会会员，中国现代文化网作家委员会副会长，北京写作学会文化艺术促进会副主席，中国西部散文南国文学社顾问。曾荣获“中国实力派优秀作家”、“2020最美作家”荣誉称号。散文“母亲的寿衣”荣获“和平崛起。改革开放四十周年全国文学创作大赛散文奖特等奖。”“醉美塞班岛”、“塞班岛观海”荣获“全国首届、第二届郦道元山水文学大赛一等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