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2020年我国育龄妇女总和生育率为1.3,处于较低生育水平。对此,国务院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领导小组副组长、国家统计局局长宁吉喆坦言,低生育将成为我国面临的现实问题。
一些年轻人为什么不愿生孩子了?近日,中青报·中青网记者采访了十几位80后、90后青年,了解他们在面对“要不要生娃”的人生重大抉择时,有哪些现实考虑和社会压力。
沉重的养娃账本
王帅有一对双胞胎儿子,他的支付宝账单里,满满都是纸尿裤、奶粉、婴儿床等物品的购买记录。除了日常开销,王帅的双胞胎儿子是早产儿,“孩子身体不太健壮,前段时间看病又花了5000多元。”他还记得,孩子刚出生的时候,在早产保温箱里待了十几天,单单这笔费用就高达3万多元。
为了维持养娃开支,王帅的妻子休满产假就回到单位继续上班,家里两个孩子无人照顾,王帅的母亲和岳父岳母牺牲了清闲的退休生活,来到西安帮他一起照顾孩子,而王帅的父亲则在北京的姐姐家帮着带外孙女。
“白天我和妻子要上班,母亲负责做饭、收拾家,岳父岳母负责照看两个孩子。”王帅细数着自己的家庭分工,“为了照顾好第三代,老人们不得不离开故土,我其实很惭愧,但是只有这样我和妻子才能正常工作。”尽管如此,王帅妻子的公司仍以“生育过后精力不充分”为由,将她每月的工资降了2000元。
王帅说,妻子也想过做全职妈妈,但算了算养娃账单就打消了念头。
王慧是两个孩子的母亲,虽然生活在四川省的五线城市,但是她的“养娃账本”依旧沉重。大孩读小学二年级,二孩读幼儿园,光兴趣班、生活费、玩具衣服、营养品这些算下来,两个孩子一年要花5万多元,“如果再带着孩子暑假游,又得花1万多元”。
王慧一年到头的工资不够两个孩子的开销,她的丈夫一年能挣10多万元,家里还有房贷、车贷、老人赡养费等各项支出。王慧说她现在最担心的就是家人生病,“我们挣多少花多少,根本没有积蓄给老人看病。”
高标准育娃的心理预期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一些90后青年表示“生不起”“养不起”孩子,并非传统意义上的负担不起孩子的基本开销,而是对孩子的成长环境和教育资源抱有较高的心理预期。
1995年出生的李明,目前在广州一家银行工作,年收入20多万元。李明的女朋友在华南师范大学读研究生,他计划等女朋友毕业后就结婚,“但是我们短期内不打算要孩子”。
在李明的规划中,他觉得起码自己要在广州买套房,能够给孩子提供良好的生活条件、优质的教育资源,才会考虑生孩子,在他看来这也是对孩子负责。
在武汉大学读博士的赵雪也表达了同样的观点,“我要生孩子也只生一个,我们想给他提供最好的保障。”赵雪的男朋友目前在一家互联网公司上班,她预计两人以后的年收入应该在40万元以上。但是她担心,如果生了孩子,还能不能维持现有的生活品质。
26岁的孙海刚领结婚证不久,他认为自己还没做好育娃的充分准备,因此近期不打算要孩子。他表示虽然他没有望子成龙的想法,但也希望孩子不要输在起跑线上,不能比别人差太多。
子不教父之过是一种根深蒂固的思想观念,现在的年轻人在孩子的教育上有更多的选择:私立学校、国际学校、兴趣班、家教、出国留学……自己的孩子过得不能比别人差的焦虑,让一些年轻人干脆选择不生。
如何缓解青年的生养焦虑
北京科技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邢朝国曾通过互联网调查平台对4030名未育青年的生育意愿进行调查,结果显示,大约五分之一的未育青年对生育持有矛盾心态,“生育是自然规律”“满足情感需求”“增强婚姻稳定性”“外部压力”是他们想要生孩子的主要原因,而“工作挤压”“生育能力焦虑”“对孩子成长环境担忧”则是他们不想生孩子的主要原因。
邢朝国认为,生育支持政策应该从重塑生育重要性、构建生育友好型工作制度、缓解生育能力焦虑等方面有针对性地消除未育青年的生育矛盾性。
面对年轻人生育意愿较低的现状,河北大学人口研究所吕红平教授在接受中青报·中青网记者采访时分析说,从文化意义上来讲,过去有延续香火的传统观念,家的观念比较浓厚,不生孩子会受到周围舆论的非议;现在社会包容性更强,个人主义的观念相对加强,在多元文化冲击下,外在的规范约束力变弱,生孩子主要看个人意愿。随着传统社会“养儿防老”的观点逐渐弱化,当今社会可以依靠规范的养老保障制度来解决后顾之忧。再加上,养育后代所需的经济成本越来越高,很多年轻人的生育意愿随之降低。
“事实上,除了生育成本,养育成本、结婚成本都让很多年轻人有所顾虑。”吕红平表示,要鼓励年轻人生育需要多点发力,政府首先要尽快出台相应的配套措施,比如发放生育补助,加大生育支持力度,使之能够对年轻人形成足够的吸引力,帮助家庭缓解一孩、二孩的养育困难和压力。
(除邢朝国、吕红平外,本文的采访对象均为化名)
(编辑:映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