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还有未来吗？

在第五届单向街书店文学节“十年之后”主题演讲中，作家、前媒体人袁凌真诚地分享了他的十年人生，失败、挫折、打击都被他以诙谐的言语轻松化解。

十年，不惑之惑

撰文：袁凌

我这个人其实不像是世界的水手，水手们可能是主动去拥抱欢迎时代，对社会的变化很敏感，也很欢迎。我是一个后知后觉的人，很别扭地被时代强行推着，进一步退两步这样被推着走过了十年。所以在这样一种过程中，难免会有很多的困惑。

这个十年恰恰又是我个人的年龄从三十几岁接近不惑之年，到现在已经接近知天命之年的十年。当初在十年之前，我接近不惑十年的时候，我是非常困惑的，到现在我也一点不知道自己将来命运到底会怎样。

▲“十年之后”演讲现场

▲袁凌在“十年之后”主题演讲中

虽然如此，我毕竟还在生活着，所以我也努力地在这种不确定性之中寻找一点内心的确定性。这个确定性是什么？我想也只能找到我们自己正在做的一些事情。而我眼下还在做的，能够做的，也就是码字。至于这个字码出来是什么样子，能码多好，我现在也真的还不知道。

我想把十年分三个方面跟大家交流一下，其实很多人大体都有这样一个模式，但是我可能有一些个人的特征。

这三个方面，一个就是我作为一个曾经的传统媒体人，到后来变成一个新媒体人，到后来出局了的过程，一个行业身份变化。第二个是我个人写作的创作形态变化。第三个是我个人跟国家、故乡、城市有关的生活经历变化。这三个方面构成了我的十年。

先从第一个方面说起，职业身份的变化。在十年之前，也就是 2009 年的时候，我是一个传统媒体的传统媒体人，做着很传统的新闻形态，就是调查报道。我根本没有想到后面会出现特稿这种东西，甚至会出现非虚构写作。

我当时以为也就是这么做下去了。从职业上，根本没有想到会有后来的变化。但是后来就这样莫名其妙地变化了。首先是我离开了比较有官方背景的传媒，到了一个号称是“集纳海外两岸三地华人视角”的这么一个杂志，《凤凰周刊》。后来又因为一个很特别的原因，就是我自己在不合时宜的时机，在不合时宜的地方，出了一本不合时宜的书，然后深夜就被杂志社的主编约谈，掏出三份文件让我签字，立刻离开，发生的所有事情跟杂志社没有任何关系。

▲袁凌，1973 年生于陕西平利，出版《寂静的孩子》、《青苔不会消失》《世界》《我的九十九次死亡》《在唐诗中穿行》《从出生地开始》、《我们的命是这么土》等书，新京报·腾讯 2017 年度致敬青年作家，腾讯 2015 年度非虚构作家，曾获新浪十大好书、华文十大好书、南方都市报十大好书等奖项。

我当时也很不想麻烦人家，我就签了，签完之后从此就离开了传统媒体。从 99 年开始，我到传统媒体，2016 年离开，我真的是没有想到这个事是这么结束的。中间我曾经好几次离开，又好几次回去，还是试图想在纸媒一直待着，写有深度的报道，即使后来开始写特稿，也是一样的想法，人家也曾经许诺跟我说可以养老，但没想到就这样突然就结束了。

然后我就到了新媒体，刚开始日子也有点舒服，也不用干太多活，给你一个保底，算是互相利用吧。初创的草台班子，跟我这种非知名作家互相利用。但等到后来人家越做越大，引入了一些资本方之后，再加上又遭遇资本寒流，资本方表示不养闲人了。就解约吧。我也不好意思说什么，毕竟人家都养我两年了。其实在这两年之中，我都经常感到惶惶不安。我在想这种好日子会有多久，什么时候会结束？所以当它有一天来到的时候，我也觉得没什么好说的，那就结束吧，然后我就变成了一个没有单位的人。这也意味着我从此真的离开了媒体。

回想起来我从 99 年开始在日报，到后来到《新京报》，到《凤凰周刊》，从做热线新闻到国际新闻、商业新闻，到后来做经济新闻，做深度报道、调查报道，后来写特稿，然后是非虚构写作 ，期间一直是在媒体待着，终于走到了一个结束，不仅离开了传统媒体，也离开了新媒体。

我的好多同事，当然他们早就离开了，但他们离开是主动的，外面有黄金万两，不一定要潜入春江。有的人走的时候还要写下一封公开信，说传统媒体没戏，你们这些还不走的人真是傻，又傻又无能。但那个时候我也没想走，我傻就傻了，无能就无能，我就待着。但没想到后来真的还是只能走。

走了以后，我发现外面一两银子也没有。怎么办，只有靠自己码点字了。我也不想学那些人，走的时候还要把别人鄙视一下。但这个时代确实是让传统媒体衰落了，新媒体是不错，但说实话，它真的是在水里面拼命地游，那水可不是春江。可能是秋江、冬江。我有一个兄弟，也是莫名其妙被从他们那个地儿开掉，还进去待了一段时间。出来之后现在做个人公众号。我看他做的，就是刀口舔血这样的营生，搞一点流量，挣一点钱，真的也不容易。

▲袁凌在“十年之后”主题演讲中

接下里说到我个人的写作。十年之前，我那时候理想是扎根农村，写农村的小说，做一个陶渊明。一心想的是这样，即使我 2006 年第一次回到农村就已经失败了，但到 2009 年，我还想再尝试一次，回去待了四个月，然后彻底完蛋，又出来了。当时就一片茫然，没办法，就继续写，写得都是一些不知道什么样的东西，那些东西完全发表不了。

你一拿过去，人家文学杂志说，写得不错还挺感人的，语言不错，但是不像小说，搞得我就一点办法都没有。我记得我有十年时间没有发表过一篇东西，那时候也不像现在这样到处是公众号，所以我就没有办法，只能一边工作一边写，好歹还有媒体的饭碗。就这么写，不知道哪一天，调查报道写得好好的，突然可以写特稿了，我本来挺不情愿写特稿的，但后来实在写不动调查报道了，那行吧，写一篇试试。

写着写着感觉还可以啊，又省力，比调查报道容易得多，还容易出名。接着非虚构这个概念跑出来了，这东西怎么就这么适合装我的东西，我的土豆装到这个筐里特合适。原来那个筐，我是一点机会都没有。然而现在就这样莫名其妙上了非虚构这条船。

到了 2014 年的时候，我开始出书，第一本书是《我的九十九次死亡》，以前这本书的书稿至少被十家杂志社拒绝过。还好在非虚构的背景下，理想国接纳了它。我以前是自费出过诗集的。出了 2000 本，就卖了几百本，其他全码在家里了。后来实在受不了，我说你们谁出快递费，一次给你们一箱，顺丰快递，到付，都给寄出去了，我现在只留了四五本。

《我的九十九次死亡》是我的第一本非自费出版作品，算上它，到现在已经出版了四五本非虚构方面的书，大家比较熟悉的有那么两三本，还有一些小的大家不知道。另外还有我在不合时宜的地方出了的那本不合时宜的非虚构，一分钱都没捞到，还丢掉了工作。但最近我听到一个不错的消息，有个朋友到美国去拜访李泽厚、刘再复。他们不知道是怎么看到了这本书，还夸奖了这本书。咱钱得不到，但至少得到了一点安慰。

《我的九十九次死亡》

袁凌 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

这就是这几年我写非虚构的经历。同时我当然也写其他类型的，比如小说，我也出过两本小说集，但是小说确实不如非虚构卖得好，因为人家把你看成一个带着非虚构标签的作者。

写到现在，有时候也挺困惑。我并不想把自己局限为一个非虚构作者，但是别人就觉得，拿这个概念好使，别的不好使。但是非虚构这个概念，实际上并没有被真正地接受。虽然现在大家经常说，好像也挺熟悉的。但实际上有几部真正有分量的作品？有几个是大家承认的作家？我记得前段时间，有人采访我，把我叫做一个“非虚构记者”，我觉得这个挺意思，记者本来就是真的，难道有虚构的记者吗？

但我猜可能他是觉得叫我非虚构作家有点奇怪，大家也不熟悉。叫作家也不太像，那叫记者，好像又不是传统的记者，所以叫非虚构记者。还有一个媒体报道说我是“知名爆料人”，我心想，天哪，我什么时候要当爆料人了。所以这种写作形态蛮尴尬的，但现在也只好这么先写下去。

接下来就要说我的人生，我的人生在这十年当中，其实变化也蛮大的。十年之前，像我刚才说的，当时待在农村，想扎根乡土不出来了，后来被迫回到了上海，在上海到待了一年之后，觉得特别孤独，一点机会都没有，任何方面都没有机会。

然后我就到了北京，后来又来回折腾了几次。但是近几年北京变得好像越来越没什么意思了，好多人都走了，气氛也不见了，我就想着怎么办呢？人也老了。在这儿也没有什么稳定的社保，也没有户口，也没有房子。我想是不是该找一个可以安身立命的地方，家乡也待不住了，找一个二线城市吧？找个省城？是不是回到我们陕西省省城去？现在已经把户口转过去了，但是这样的话，北京的那些东西是不是得丢了呢？比如像是今天这样的机会。

我觉得这几年，这个时代给我们提出了新的问题，就是我们到底待在哪里。这里面既有身份的困惑，也有现实的疑难，我也不是一个体制内的作家。虽然说我写作，现在可以出书，可以挣点钱，并且也是当前唯一的经济来源。但是未来天花板谁知道会降到什么程度，明年还能不能出书，还过不过得了审？写的东西有没人要看？有没有那么讨喜？我想这些都是我自己没有办法去预测的事情。

我到底将来会在哪里？我到底算是哪里人？回归农村的希望失败了，那现在我算不算城里人？我觉得我永远是一个漂的角色，找不到自己的位置，不管在写作形态上，在这行业身份上，在个人的生涯上，都有些困惑。但是我想我还是有不困惑的地方，就是我现在能做的，先写点字吧。也许选择多了就不知道要做什么，既然现在只有这么一个选择，那就先写吧。到哪天如果不让发了，如果没人要看了，实在不行了，我们还可以学瓦茨拉夫·哈维尔嘛，学那些捷克的作家，我可以干体力活，干不动了再说。有一口饭吃的时候，我就先写。现在只能这么想了，这也就是我在“惑”当中的一个“不惑”吧。

去年从新媒体被人家解约的时候，我写了一首诗，古体的打油诗。它能够大体代表我现在的心境和想法，我给大家念一下。

又到岁暮叙飘零，三度失业愧世情。

两肘清风华盖运，一生辗转驿马星。

斯人自古唯寂寞，儒冠从来多误身。

虚名实惠复何计，穷文败笔安此心。

能得到的实惠已经很少了，虚名这个东西也太虚了，文字到底写得好不好，也不知道。但是在这些很失败、很局促、很苍白、很卑微的文字里，在这种并不伟大而恰恰是很小的东西里面，我可以找到我安身立命的所在。我想有时候，理想是不管用的，荣誉也靠不住，但在自己最低的位置，最低那个点，我想是可以安心的。现在我正在这个比较低而且还能够做一件事的位置上，那我就继续这么做下去吧。

*本文由袁凌在第五届书店文学节暨单读十周年“十年之后”主题演讲整理而成。
                     （编辑：红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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