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烽火中四位佛教高僧的传奇事迹

编者按：1939年，抗日的烽火燃遍中国大地，在湖南衡山，出现了一支由僧人、道士组成的抗日队伍——南岳佛道救难协会。他们着僧装，上战场，用抗战救亡的实际行动践行了佛教救世的本怀！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也是南岳佛道救难协会成立80周年，2019年5月8日至10日，湖南省佛教协会、湖南省宗教文化交流促进会共同举办《纪念南岳佛道救难协会成立八十周年学术研讨会》，南岳佛教文化研究院研究员田彦提交了论文《上封寺僧人与抗日救亡》，田彦在论文中阐述了上封寺僧人，用佛教的方式积极参与抗日救亡活动，甚至不惜牺牲生命的光辉事迹。以下是凤凰网佛教对田彦的论文摘录。

巨赞法师（图片来源：凤凰网佛教）

日本侵略者自民国二十年（1931）发动九一八事变开始，至民国三十四年（1945）投降，期间不断蚕食中国国土，烧杀抢掠，无恶不作。在国家、民族存亡之际，中国军民为保家卫国而奋起反击，前仆后继，为之献身，可歌可泣。作为中华民族的一员，佛教徒也用自己的方式来进行抗日救亡活动，一方面是举行佛教法会为国家祈福、为死难将士及殉难同胞超度，另一方面用佛教的影响来进行抗日救亡宣传活动。对此，南岳僧人和全国人民一道，同仇敌忾，“上马杀贼，下马学佛”，爱国爱教，留下了光辉灿烂的一页。其中，上封寺僧人如宝生、演文、智圆、俊修等法师，积极参与抗日救亡活动，贡献出了自己的力量。

与巨赞法师共同发起救难会的演文法师

演文法师的俗家、生平、籍贯皆不详。现在史料文献关于他的介绍，主要是来自：巨赞法师撰于1940年《奔走呼号一整年》和1942年《从佛教青年服务团到湖南佛教徒抗敌后援会》二文，1982年编《湖南省志·宗教志·佛教部分》，陈开国1980年撰《上马杀贼，下马学佛——南岳暮笳和尚追忆》一文，1989年明真法师撰《关于南岳佛道救难协会的回忆》一文。

明真法师《关于南岳佛道救难协会的回忆》对演文法师的生平有一点简单的介绍：据说他曾入伍，任国民革命军第十九路军团长，后来出家为僧，住南岳上封寺，任知客。

巨赞法师《奔走呼号一整年》和《从佛教青年服务团到湖南佛教徒抗敌后援会》将南岳佛道救难协会成立的前后经过做了详细介绍，其中谈到了演文法师在其中的作用：民国二十八年（1939），“南昌失守，我在南岳福严寺讲学的华严研究社也起了骚动，青年人纯洁的愤火，和佛法上所启示的悲悯，使我实在不能再忍耐了。其时，上封寺的知客演文，也因时局的苦闷到福严寺消遣，一谈起来，当然就有事做。几番商讨之后，决定组织救亡团体，并征求同志。第二天，我记得是4月14号，就在福严寺后山树林里开第一次筹备会议，连我和演文，一共只有五个人。议决名称为佛教僧青年救亡团，推我起草宣言及简章。”由此可知，南岳佛道救难协会最初的筹划，是由上封寺知客演文法师和福严寺华严研究社讲师巨赞法师两人发起的。

其时，国民党和共产党合作抗日，在南岳组织游击干部训练班。巨赞和演文将筹划成立抗日救亡团体的设想向在南岳的国、共领导人汇报后，国民党的汤恩伯、陈石经、陈烈等，共产党的周恩来、叶剑英、田汉等，都予以支持和指导，并在时任游击干部训练班副教育长叶剑英的建议下，将团体改名为“南岳佛道救难协会”。经过充分准备，于民国二十八年（1939）5月7日，“南岳佛道救难协会”在祝圣寺成立，选举上封寺方丈宝生法师为会长，祝圣寺方丈空也法师、南台寺方丈悟真法师、大善寺知客有缘法师、三元宫住持刘光斗道长为副会长。下设若干股，演文法师任训练股长，巨赞法师任宣传股长，明真法师任文书股长，曼慈法师任事务股长，灵涛法师任书记长。游击干部训练班副教育长叶剑英、政治部主任陈烈应邀出席大会，叶剑英发表《普度众生要向艰难的现实敲门》的演讲，唤起南岳宗教徒和进步人士抗日救难的热情。

5月8日至6月20日，祝圣寺、南台寺、福严寺、上封寺、大善寺等寺观派出青壮年僧侣和少数道士约70多人，“组成一个大队，大队下设中队，中队下设小队，组织严密，纪律严明，大队长演文，中队长有三个，由竺尹、大定等担任中队长” 。在祝圣寺举办一个多月的“战时知识训练班”，接受军事训练。训练结束以后，从学员中选出一些有一定文化知识的佛道青年，组成两个宣传队性质的组织，以巨赞、演文为首组成的佛教青年服务团，先后在衡山、长沙开展抗日救亡的宣传活动；以暮笳、绍贤为首组成的佛教流动工作团，先后在衡阳、湘潭开展抗日救亡的宣传活动。佛教青年服务团主任是演文法师，副主任是巨赞法师，成员有大定、洗尘、焕文、常乐、可亮、澄源等12人。

6月30日晚，佛教青年服务团从南岳奔赴长沙，投入火热的抗日救亡斗争。他们召开各种会议，广泛地与社会各界人士接触，动员和组织佛教徒积极参加抗日救亡活动。他们在《阵亡日报》出《佛青特刊》，宣传抗日主张和佛教徒的抗日活动。还在街头上刷标语，出《佛青壁报》，做通俗演讲，人民群众称呼他们为“和尚兵”。9月中旬，日本侵略军以两个师团的兵力，开始向湘北进攻，矛头指向长沙，政府强令民众一律疏散撤退。佛教青年服务团不得不于9月25日解散。

随着佛教青年服务团的解散，南岳佛道救难协会的工作也就随之结束。从筹备到解散，前后只有5个多月的时间，但是在当时影响很大。南岳佛道救难协会的成立和佛教青年服务团的宣传工作，经第九战区政治部备案，呈报当时中央军事委员会，获得委员长蒋介石的嘉奖慰勉：“案奉军事委员会政治部政运巴字第五三四号代电，奉委座寝侍秘渝代电内开，据佛教青年服务团主任演文，副主任万均（即巨赞，——笔者注）号日无线电略称，僧等成立南岳佛道救难协会……查该僧众等感念国难，奋发忠诚，自动组织参加前线服务，深堪嘉许，希即查明代致慰勉可也。”

民国二十八年（1939）4月，在救难协会筹备期间，中共南方局书记、国民党军委会政治部副部长周恩来视察“南岳游击干部训练班”，广泛接见各界人士，宣传合作抗日主张，应佛教僧人之请，题词“上马杀贼，下马学佛”八字，为佛教的抗日救亡活动指明了方向。周恩来的题词，当时不知刊载于何处。1996年《南岳志》记载说：“夏衍主编的《救亡日报》报导了协会成立大会实况，并全文刊载了叶剑英的报告，制版刊出周恩来给暮笳‘上马杀贼，下马学佛’的题词。”现在《救亡日报》只刊载叶剑英的报告，未找到这个题词。不知此说法来自何处。现今在湖南省芷江抗战胜利受降纪念馆，陈列展览了周恩来的这个题词影印件，也查不到原来的出处。这个题词最早出处，还有待继续寻找。

另外，周恩来的题词是给谁，现在有演文、暮笳、巨赞三种不同说法。据1982年编《湖南省志·宗教志·佛教部分》、1989年明真法师《关于南岳佛道救难协会的回忆》、1996年《南岳志》（前面“大事记”说是演文，后面第十三篇“史料”则说是暮笳）等文献介绍，周恩来的题词为南岳祝圣寺暮笳法师。巨赞法师的传记和研究文章，则说是给巨赞法师。作为当事人，他们自己的自述是比较可靠的，除了演文，暮笳、巨赞后来有回忆文章，巨赞的回忆文章没有提到此事，1980年暮笳在晚年有一个访问回忆，对此事说得比较清楚，谈到了自己和周恩来的相见以及周恩来在上封寺给演文和巨赞题词：“也就在这一年，在去上封寺的路上，暮笳第一次见到了周恩来这位中国革命的伟人。在南岳，周恩来作了《中日战争之政略和战略问题》的报告，并和叶剑英一起接见了南岳各界爱国人士。暮笳也受到了接见。周恩来到了上封寺，知客僧演文和巨赞法师拿出留言簿请他留言，周恩来稍加思索，蘸得浓墨挥毫而就，题曰：‘上马杀贼，下马学佛’……田汉也曾从长沙来到南岳，在演文和尚的留言薄上留有赠诗。暮笳还记得这诗的最后两句是：自从悟彻如来意，又向人间树战旗。这一切，给了南岳僧侣开展抗日救亡斗争多么大的支持和鼓舞呵！”作为参与者和当事人，暮笳法师在回忆中没有说周恩来的题词是给自己，而是给知客演文法师和巨赞法师题词于留言簿，地点是在上封寺。

南岳佛道救难协会会长宝生法师

宝生法师是民国湖南高僧，一生爱国爱教，其生平详见于1996年《南岳志》第十篇第四章名僧之“宝生法师”和于凌波著《民国佛教高僧传》（第六集）之《湖南沩山密印寺释宝生传》 。宝生法师（？—1942），号法利，籍贯为民国湖南祁阳人，曾任长沙开福寺、宁乡密印寺、南岳上封寺、福严寺住持；热心僧教育，先后在开福寺办湖南佛学讲习所、在密印寺办佛学社、在福严寺办华严研究社。住持上封寺时间最长，自1932年开始至1942年圆寂，因此常以南岳宝生法师闻名于世。他的抗日救亡活动，正是在住持上封寺期间。

民国二十一年（1932）10月，时任湖南省主席何键，请宝生法师出任南岳上封寺住持。在他晋山之时，寺院颓败，路径荒芜，寺产被豪强侵夺，僧众散居于岩洞、茅棚间。他入主之后，内则清理寺产，外则十方募化，经过三年辛劳，重修天王殿、大雄宝殿、祖堂、禅堂，增建了斋堂、寮房、香客住所。他召回众僧，恢复了丛林制度。并在祝融峰上新建避雨亭和登祝融峰的石板道路，还铺凿了由祝融峰太阳泉石渠，把泉水引到上封寺的香积厨内。积极弘扬戒法，分别在民国二十四年（1935）、民国二十七年（1938）、民国三十年（1941），三次举行传戒法会。

民国二十二年（1933）秋，他被推举为沩山密印寺住持，主持密印寺重建工作。民国二十六年（1937），他在沩山密印寺住持任内创办佛学社，自任社长。巨赞、暮笳、玄宗、深悟等法师，应邀从各地来到沩山，担任佛学社教员。时值抗日战争爆发，佛学社的学僧希望有机会参加抗日活动，他们在山门前开辟壁报，宣传抗日；教师暮笳等带领学僧到沩山周围农村集镇，开展抗日宣传。民国二十七年（1938）10月，广州、武汉沦陷，在宝生法师的支持下，佛学社多数师生转移到南岳，在他举办的福严寺华严研究社安居和就读。后来大部分师生成为“南岳佛道救难协会”的骨干，为抗日救亡活动起了重大作用。

民国二十八年（1939）春，军方在南岳开办游击干部训练班，叶剑英任副教育长，周恩来数次来南岳游训班考察讲课。周、叶的宣传教育，使师和广大僧众受到极大的启发鼓舞，忠心拥护抗日。师与田汉、冯乃超、鹿地亘、巨赞、演文等，在上封寺召开会议，策划成立抗日组织和武装，还请田汉等到福严寺向讲习所学员演讲抗日形势，号召学员投入抗日救亡活动。5月7日，“南岳佛道救难协会”成立，他以德高望重的声誉，被选举为会长。在他领导下，救难协会的物质、经费上均有充分安排，抗日救亡活动得以顺利开展。

民国二十八年（1939）9月，由湖南省参议会议长赵恒惕、上封寺方丈宝生法师发起，巨赞法师策划，在福严寺筹备成立“湖南佛道教徒抗敌后援会”，以领导全省佛、道教徒开展抗日救亡活动。第二年4月，在福严寺正式召开成立大会。这是在巨赞、演文法师组织的佛教青年服务团在长沙活动结束之后，以南岳僧人为主，组织筹备成立的另一个抗日救亡组织，目的是希望如南岳佛道救难协会一样，成立一个全省性质的佛、道教抗日救亡组织，后来虽然成立组织，但是因各种原因，终究没能付诸行动。此事在当时的《海潮音》杂志刊载有茗山、法舫的文章，及时报道成立情况。巨赞法师在后来也写有回忆文章《从佛教青年服务团到湖南佛教徒抗敌后援会》，对此事的前因后果进行了记述。

民国三十一年（1942），住持宝生法师在上封寺启建华严法会一月，超荐阵亡将士、死难同胞。如宝生法师在给政府的报告《呈为启建华严法会超荐殉难军民恳请出示晓瑜以资保护事》中所言：“窃念恶邻东倭，盗习深结，纵肆贪瞋，横施杀戮。御侮抗战，越时五年，赤诚贯日。疆场萦忠贞之魂，黑冤沉海；爆炸碎妇孺之骨，肠穿颅破，血肉横飞，凡有见闻，靡不悲痛。兹值抗战基础日趋坚实，胜利曙光日渐照临，宝生爰集缁素，恭就本寺启建华严法会一月，超荐阵亡将士、死难同胞，并于期内加持静七，宏演毗尼，用体我政府痛悼军民、护持佛法之至意。”

誓与敌不共戴天的智圆法师

智圆法师的生平、籍贯、出家皆不详。在南岳曾任磨镜台、上封寺住持。民国二十七年（1938），日本发动全面侵略中国的战争后，常派飞机轰炸中国后方城镇，看到国难方殷，无辜受害，南岳祝圣、福严、南台、大善、上封五大寺院联合组织成立佛教僧侣救护队，道安法师任队长，大定法师、智圆法师任副队长，参加者一百二十余人，培训战后救护工作，每遇空袭即携担架做紧急救护。 民国二十九年（1940）7月，在七七卢沟桥事变纪念日，时任磨镜台住持智圆法师，在磨镜台设“千焰法会”，超荐抗日阵亡将士及殉难同胞。 大约在民国三十二年（1943）至三十五年（1946），法师任上封寺住持。

民国三十三年（1944）6月25日，日本侵略者攻陷南岳。至次年8月日本投降，前后一年多时间，日军在南岳烧杀抢掠，无恶不作，罄竹难书。作为宗教名山的南岳，出家人也没能幸免，同样深受其害。“敌在上封、白云枪杀僧众，在九观桥邓家庵残害女尼，南岳僧众为敌掳充长伕者近四十人。” “在南岳沦陷后僧尼之生活，实较任何人更为惨苦。” 然而，南岳僧人虽为出家，但是心存国家、民族，在面对为难之际，依然能够维护尊严，坚持气节，爱国爱教精神突显。如当时亲历者明真法师在《浩气长存南岳山》一文开头所说：“南岳僧尼，对国家、民族，虽自惭无伟大之贡献，然似亦尚能洁身自好，未敢玷污我国族。此弟所以引以自豪，且愿以告慰于十方知识者也。” 接着在文中列举了诸多南岳僧人的事例，第一个就是智圆法师：“上封寺住持智圆和尚，遁迹幽谷，结茅深篁，茹草嚼雪，誓与敌不共戴天。环岳绅庶同声赞美，省县报纸且竞揄扬之矣。”

智圆法师因属于南岳大丛林的住持，名声在外，肯定会受到日寇的重点招抚劝诱，对此他早有准备，隐居深山幽谷，茹草嚼雪，发誓与敌不共戴天。他的这种坚持民族气节的爱国精神，获得了地方民众的同声称赞，省、县报纸也是对其赞扬不已。据1994年《衡山县志》记载：“《衡山青年报》曾以《南岳智圆和尚与敌不共戴天，堪称佛门模范》为题，发表通讯。湖南省政府曾题赠‘翊教卫国’‘浩然之气’横匾，以资激励。”

民国三十四年（1945）8月15日，日本侵略者投降，中国抗日战争胜利。法师回到上封寺，在上封寺下边的开云亭侧石壁上镌刻“重见天日”四个大字，款署：“抗战胜利，智圆书刊。”每字约45×40厘米，楷书横刻。这个题词刻字，抒发了法师对于国家、民族的扬眉吐气之情，其爱国精神可见一斑。另外，在开云亭侧石壁上，法师还刻写了“应自惭愧”四字，每字45厘米见方，楷书横刻，款署“智圆”。

参加游击队为报信牺牲的俊修法师

民国三十三年（1944）6月25日，日本侵略者攻陷南岳。有少部分僧侣脱下僧装，入伍穿上戎装，参与抗击日军，有的因此英勇献身。明真法师《浩气长存南岳山》一文记载：“双峰寺一沙弥，重着戎服，与敌相遇高台寺前，訇然饷以手榴弹，死伤敌数人。冢今犹存寺侧，与罗念庵松同其千古。” 此双峰寺沙弥就是俊修法师，在日寇入侵南岳后，参加了当时驻扎在上封寺的地方抗日游击队。

1982年编《湖南省志·宗教志·佛教部分》和1996年《南岳志》对此有较为详细记载：俊修法师，湖南省邵阳县人，年三十余，俗家姓名不详。在家时被政府抓去当壮丁，他不愿意过当时那种被压迫的士兵生活，于是逃到南岳，跟从双峰寺增福和尚出家。1944年6月，还未受戒，南岳就沦陷。日寇奸掳烧杀，备极残酷，人人切齿，望影而逃。人民多自动组织游击队以自卫。俊修法师在广济寺，遇到一支游击队，被误认为是汉奸，逮捕审讯，才知道是双峰寺沙弥。因劝参加抗日游击队，他目击耳闻，亦对日寇深恶痛绝，并且觉得呆在双峰寺也不见得怎样安全，于是应允，随部队住在上封寺。1944年9月17日，日寇向上封寺发起突袭，俊修法师在上封寺下约百米处的高台寺担任警戒。拂晓前，敌人接近高台寺，俊修法师发觉敌情，一面派人跑回上封寺报警，一边向接近高台寺的日军投掷手榴弹，当时炸死日军二人，伤敌数人。因寡不敌众，为敌人活捉，愤用刺刀乱戳死。驻扎上封寺的游击队，因得及时转移他处。

抗日战争时期，上封寺僧人抱着“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思想精神，用佛教的方式，上至寺院方丈，下至普通僧人，都积极参与到抗日救亡的洪流中，奉献出自己的力量，甚至不惜牺牲生命。除了以上介绍的四位法师，当然还有很多没有留下名字的，也在默默地付出。爱国爱教成为当时南岳佛教界的普遍思想意识，也成为上封寺的历史传统，影响深远。
                          （编辑：红研）